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，在设宴招待乡亲们时还开玩笑说，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，就差“石干娘”没来。
对于童年这件事，毛泽东一直记忆犹新，对“石三”这个乳名，也是默认的。1923年，他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，为遮掩反动当局的耳目，就曾用过“石山”之名，并以此名在《前锋》杂志上发表过《省宪下之湖南》一文。1923年9月，他在写给林伯渠等人的信中特别提醒：“因检查极厉害，来信请写交毛石山，莫写毛泽东。因为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，直呼其名是为不敬，称人字、号方显其尊。在与党外民主人士的交往中，毛泽东是非常尊重这一习俗的。
符定一，字宇澄，文字学家，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老师。1946年，毛泽东写信给他，称“宇澄先生夫子道席”，落款为“受业毛泽东”，充分表达了对符定一的敬重之情。毛泽东在处理与乡邻的关系时，或许也受到了宗谱上的长幼秩序的影响，遵循着传统的称谓习俗。一次，比毛泽东大14岁的毛月秋来到毛泽东家，毛泽东问他是什么字派。毛月秋说是“贻”字派。毛泽东说：“‘贻’字派？那你还是我的叔老子呢！”毛月秋一听，连连说“不敢不敢”。虽然两人在辈分上属平辈，但毛泽东在便笺中却称其为“咏昌先生”，可谓意仰情长，而末尾用“泽东敬白”作为落款，更是敬有三分。
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，相互之间的称谓往往是按辈分的高低来称呼的。修家谱时，在很早的年代就以诗句的形式定下了后代每一代取名的“辈”，以防乱了辈分，乱了族规。韶山毛氏亦是如此。4月28日，毛泽东致信舅父母：“七、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”，落款则是贱称：“愚甥毛泽东”。
文运昌，字咏昌，是毛泽东八舅父文玉钦的次子，比毛泽东大9岁。1915年春节，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，在农历正月十一日这天，来到唐家圫给舅家亲人拜年，顺便带去了包括《盛世危言》等13本书籍还给表兄文运昌。因表兄不在，毛泽东留下一张还书便笺。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主要内容，陈正人很快起草了一份包括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内容的施政大纲。在征求意见时，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逐条逐句地讨论，并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，如将“废除买卖婚姻”改为“讨老婆不要钱”等。
在20世纪20年代，毛泽东等革命青年敢于冲破封建纲常，主张自由恋爱，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旧习俗，把追求自由婚姻作为反社会、反潮流、反传统的象征。他们的婚礼具有革命家的特色，成了那一代青年冲破旧的礼教束缚，争取幸福自由的一面旗帜，一种典范。
唐家圫的后山是韶山北坡，那里有个龙潭圫，圫口矗立着一座巨大的人形石头，被人称为“观音石”。石上建一小庙，曰“雨坛庙”，远近闻名，经常有人前去烧香叩拜，祈求平安。贺氏看中了龙潭圫这块大石头，便与女儿文氏领着毛泽东来到观音石前，又是烧香敬酒，又是作揖叩头，抱着毛泽东跪拜观音石为“干娘”，祈望他生命坚如磐石，百年不倒。毛泽东排行第三，外婆又给他取名“石三”，大人们则习惯呼他为“石三伢子”。毛泽东首先问他是哪一辈的。毛裕初激动地说：“我是‘恩’字辈的，谱名叫毛恩谱。”毛泽东说：“那我该叫你叔祖父喽！”其实毛裕初只比毛泽东大4岁。
在传统称谓习俗中，还有一种既具特色且又常见的重人轻己的称谓习俗值得一提，即当一个人有名、有字、有号的时候，称尊者不得直呼其名，而须称其字或号。自然而然，当地及整个中国异彩纷呈的习俗文化，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上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。
毛泽东与乳名习俗
乳名是一种具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的命名和称谓习俗。古代中国人的姓名系统比较复杂，除正式的姓和名以外，还有字、号、别号等。毛泽东的乳名、正名、笔名、化名、别名、绰号等都朴实无华，但都有一定意义。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书信来看，所署名字便有毛泽东、毛石三、泽东、润之、润、杨子任等10多个。
毛泽东的乳名“石三伢子”，说来有一段缘由。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8岁成亲后，于毛泽东之前曾生有两个孩子，但均在襁褓中夭折，毛泽东是第三胎。毛泽东出生后，文氏格外小心，生怕“根基不稳”，待儿子刚满月，就把他带回娘家，多方祈求神佛保佑。宋庆龄，孙中山夫人，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，毛泽东在信中称“庆龄先生左右”，表达了毛泽东的谦逊和对宋庆龄的尊重。何香凝，国民党左派，著名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，毛泽东尊称她为“香凝先生”，表达了对何香凝革命精神的敬仰之情。
毛泽东与婚姻习俗
婚姻是家庭生活的起点，它对于人的生活、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。20世纪初期，在中国传统的婚恋习俗中，仍盛行着“父母之命”、“媒妁之言”的包办婚姻。
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一个偏僻山村的普通农户家庭，16岁以前没有离开过这个聚族而居的封闭乡村，除了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外婆家小住一段时间外，在这里几乎度过了自己儿童、少年时代的全部时光。在韶山冲，毛氏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安分守己的种田人，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16岁以前的毛泽东，整个身心就浸润、徜徉在这样一个农家生活环境的氛围之中。1915年4月5日，杨昌济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与学生毛泽东的谈话，评价韶山毛氏家族“风俗纯朴”。黄炎培，清末举人，字任之，毛泽东总是称他“黄任老”。陈叔通，清末翰林，爱国民主人士，毛泽东敬呼“叔老”，敬仰之情溢于言表。毛泽东称历史学家吴晗为辰伯先生，称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为菊生先生，称湖南一师老校长张干为次岑老先生，称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章士钊为行严先生。
对德高望重的女性，如称为“先生”，则是表示极大的尊敬。毛泽东以一个革命青年特有的敏感，认为这是对人民进行反封建教育的好时机，先后在长沙《大公报》、《女界钟》等报刊上发表了九篇论文和杂感，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。
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，毛泽东把婚姻自由写进了施政纲领。1928年1月初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江西遂川进发，开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。他建议，要制订一份施政大纲，作为新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的工作大纲。”
尽管毛泽东不认可这门婚事，但《毛氏族谱》上还是把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元配，把杨开慧列为“继配”，把贺子珍列为“再娶”。可见，罗氏在毛家的地位是得到亲友认可的。
五四时期，毛泽东对于婚姻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。1919年11月14日，长沙的一位新娘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，在花轿中自杀，这就是轰动长沙城的“赵五贞女士自杀事件”。长子、长媳满口应允。就这样，毛泽东拜了舅父母为干爹干娘。
毛泽东拜了干爹干娘后，贺氏还怕不保险，仍寻思让毛泽东再拜一个干娘。
湘乡这一带有用畜名给孩子取小名的习俗，以求避邪祛病，但贺氏不喜欢那些“贱名”，她要别出心裁，为外孙取一个好听的小名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与彭德怀的一次会见中，毛泽东曾风趣地把他俩比作两块石头，因为他的乳名叫“石三”，彭德怀曾用名“石穿”。毛泽东诙谐地说：我们两块石头，一块扔给了杜鲁门，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。
毛泽东与称谓习俗
人物称谓，包括称呼他人与对人自称。如何称人，怎样自称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不易。从此，她开始吃“观音斋”。
外祖母贺氏见女儿带着小外孙回来了，喜不自胜。她请来算命先生为毛泽东算命卜卦，算出他命好八字大，将来能成大器，但一定要寄拜干爹干娘才能养育成人。于是，她与儿女众多的长子文玉瑞、长媳赵氏商量，叫他们收毛泽东为干儿子。
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毛泽东，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遵循着传统称谓习俗。从毛泽东的书信和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自谦。1918年8月，毛泽东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，由长沙赴北京前，写信向舅父母告别，信首称呼便是“七、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”。1919年3月，毛泽东在北京得知母亲病危，即于3月12日离京返回长沙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，人物称谓在社会生活中经过历代传承，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习俗，最能反映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积淀。
自谦是华夏民众大力提倡的一种传统美德。在传统的称谓习俗中，我们不仅要尊称他人为“阁下”、“足下”、“大人”、“左右”，而且还需要以“仆”、“愚”、“鄙人”之类的字眼来贱称自己。称呼中的“尊人谦己”，在中国已是语言文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。但毛泽东十分看重他的韶山人身份，在将李敏和李讷叫过来认客时，便让她们一定叫毛月秋为叔公。
1957年11月，毛裕初正在韶山的印山冲挖山药。这时，有人来告诉他，让他去北京见毛主席。毛裕初在中南海丰泽园见到了几十年未见的儿时同窗旧友毛泽东。毛泽东和杨开慧也没有举行什么婚礼。在经历了和罗氏的旧式婚姻之后，这种爱情的结合就更显得神采动人了。。但作为一代伟人，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，在婚恋上就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。
早在毛泽东14岁的时候，父母就给他娶了一个妻子，就是人们一直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的毛家罗氏。毛泽东后来这样谈到这个女子：“我14岁的时候，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(实为19岁)的女子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——后来也没有。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，这时也没有想到她。
毛泽东与异彩纷呈的习俗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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